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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期:秦漢前環境保護立法探析

时间:2016-08-02 02:43:00

 

秦漢前環境保護立法探析
楊  帆*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中國 401120)
 
【摘  要】環境問題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就在認識、改造和保護環境方面取得不少經驗。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正是百家爭鳴的繁榮時期,不少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學說。在環境問題日漸突出的今天,回顧先秦時期環境保護方面的有關內容,對今天的環境保護仍有借鑒作用。
【關鍵字】環境保護  環境立法  秦漢前史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befo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an Y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blem is an old topic, as early as the pre-qin period, the transform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has made a lot of experience.Especiall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boom of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many
 thinkers have put forward their own opinions and theories.In today's environment problem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eviews the related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pre-qin period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today'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still.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The History befo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中國有關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立法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是世界上環境保護法律規定出現較早的國家。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為朕虞。“益為公虞,若於上下草木鳥獸佑之,朱虎熊羆而物蕃衍”虞人,又單稱虞,山虞,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林業職官名稱,西周時開始設置。虞人的職責是“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禁,凡采撲田獵,必以其時”。從以上記載說,伯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林業職官。所以早在夏禹時代,中國便有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專職人員以及法律法規的記載,是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有關環境與資源保護的記錄。下麵分別從先秦和秦漢兩個時期談一下中國在這兩個時期先進的環保思想以及對我國當代環境立法的積極借鑒意義。
先秦時期的環保立法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家在治國,發展等觀點上的意見都是對立爭辯的。而他們在對待環保上的態度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是為什麼呢?當然維護自然,保護農業生產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深層意識上則體現了他們骨子裏對自然、生命的尊重和對人與自然和諧的渴望。
1.1  儒家
在那個時期乃至後世,儒家的環保理念可謂影響最為深遠,發人深省。就其而環保理念而言有:( 1 )、將環保上升到道德的高度。 ( 2 )、可持續發展觀,天人合一的思想。(3)、保護生物多樣性。( 4 )、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保護環境。(5)、人類中心論 。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古人有說過:“百行孝為先”可見孝的地位有多高了。而孔子卻說如果不在適合的時節伐木狩獵就是不孝。可見孔老夫子對濫砍濫伐是多麼的厭惡。他已經將環保的思想上升到道德的層面了。西元前三世紀,先秦思想家荀況在《王制》中說有關於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觀點:“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尤多,而百姓有餘用也;靳伐養長不失其時,幫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荀子尊重生態環境、重視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思想被視為“聖王之制”的一部分,這一思想後來在歷代統治者的法制中都繼承下來了。例如秦始皇下令在全國範圍修築馳道同時,道兩旁種植松林,每隔三丈,即“樹以青松”,“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規模很大。同時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明確提出“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亡。”他認為要從生物資源的角度來保護環境,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要取之有度用之有道,認識到保護資源及合理利用資源的重要性,他的這種措施同樣也起到了保護生物資源多樣性的作用。
儒家的處世態度是積極的,始終以平治天下為己任,在如何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他們雖然對那種竭澤而漁、殺雞取蛋的急功近利行為予以堅決的否定和批判,但決不是說可以在大自然面前持消極態度,無所作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言,振聾發聵,他在中國古代首創人定勝天思想。“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是建立在人們對客觀自然的科學認知的基礎之上的。雖然說這種思想認為人定勝天是不對的但不可否認認識有主觀能動性的。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相好的方向去改變世界,我們可以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去改變已經被破壞的環境,而這就是制天命而用之在新時期的新突破。同時,又體現了“人類中心論”的核心命題,依據這種觀念, 人類在為自己確立了“ 天地之心” 的價值定位的同時, 不是擁有了主宰萬物的權力, 而是主動承擔起了自然萬物的“ 主持者” 、守護者的責任和義務。
1.2 法家
古代中國是以農立國,所以封建統治階級不能不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早在周朝,文王臨終之前囑咐武王,要加強山林川澤的管理,保護生物,因為國家治亂興亡要仰仗生態的好壞。山林河川若是破壞了,民眾就被迫流亡,統治者也就統治不下去了 法家的前期人物管仲早期就指出“春政不禁則白長不生,夏則不禁則五穀不成,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也就是“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管仲認為管制山林川澤,保護生物資源,並不是把山林川澤封禁起來不讓人們利用,而是必須按照規定的季節時間開放,讓人們充分利用其間的生物資源。“山澤各以其時而至,則民不苟”。管子還制定嚴厲刑法,“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即便是皇宮貴人也必須遵守法令:“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封禁與開發必須有時間限制。管子保護環境的思想和措施是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的。這樣就在環保的同時又達到了經濟的效益,何樂而不為?”雲夢秦簡發掘一批竹簡,其中記載的《秦律.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樹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復月,毋敢業草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魚鱉,置肼罔,到七月而縱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時毋敢將犬以田。”當然,制定了嚴明的法令,統治者若帶頭不遵守,也會成為一紙空文。而在商鞅的強制法律下,領導者自己帶頭尊守了法律。這就使得《田律》得以運行下去了。但其意義並非僅此而已,秦朝制定《田律》,可稱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環境保護法,這是一份珍貴文獻,他不僅是我國,也稱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環保法。
1.3 道家
道家思想的生態觀強調人要與生態自然萬物同生共運,強調天、地、人之間的生態平衡關係。道家思想提醒人們關愛自然。道家思想對自然保護的觀點“天人相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眾生平等”等樸素的自然哲學隱含了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主義思想。道家認為“道”的法則就是自然而然的人的活動也應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太平經》說人在自然面前,“順之者則吉昌,逆之者則危亡”也就是說人與自然萬物是有因果關係的,所謂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是存在於人和自然之間的。自然不只是被動的受體,不是任人恣意掠奪的,它也可能報復人類。老子《道德經》講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莊子也提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些觀點都反映了人天相和、天人合一的追求。也就是說,宇宙萬物無不稟受道而息息相通,相互作用,相互感應,渾然一體,和諧均衡,萬物相連而存在,相通而變化,脫離整體或系統,就會遭到厄運。
2 秦漢時期環保立法
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121年)霍去病領兵攻取了河西走廊,《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西河舊事》說:“燕支山,東西百餘裏,南北二十裏,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由此可見當時河西走廊生態環境是多麼的美好。漢朝佔領了河西走廊之後,馬上改變了這裏的生產方式。秦漢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業生產開發高潮,移民規模及屯墾規模前所沒有,同時秦漢時期也是我國古代第一個災害的高發期。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斷增強,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較嚴重的生態問題,如部分西北地區有著嚴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由於過度的開墾土地,大片的草原,林地逐漸被農田所取代,動植物的種類數量不斷減少,加之西北地區本身氣候乾旱,多風沙,劇烈的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干擾不斷加大,並最終突破其承載力,引發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生態問題。
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顯,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日益嚴重,統治階級意識到只有春夏季保護好生態環境,才能確保秋季的豐收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政權才能穩定,因此統治階級提出了一系列的環境保護的措施,以挽救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和統治危機。秦漢時期(約西元前220年—西元220年)保護生物資源的理論達到了高水準。西漢淮南王劉安在《淮南子》中對古代生物資源保護政策做了最完善的論述。他指出:禁止砍伐生長的樹木,不能搗毀鳥巢、不捕殺懷孕孵卵的動物,特別要保護好幼小的麋和鹿等。秦朝的《田律》、《廄苑律》、《倉律》、《工律》、《金布律》中都有一系列的關於按照季節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森林、土地、水流、野生動植物等自然資源的規定。1975年12月,在湖北雲夢縣發掘出土的大量秦代竹簡中的一些竹簡上刻著內容具體的《田律》,其中已用法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唯不幸死而伐綰(棺)享(槨)者,是不用時,……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秦律大意是:早春二月,不許到山林中砍伐樹木;不到夏季七月,不許燒草以及採摘剛發芽的植物;不許捕捉幼鳥幼獸,不能毒殺水生動物,也不能用陷阱或網捕捉野生動物及鳥類。這裏既規範了一般的保護範圍——森林、水植被、其他植物及動物(包括野生物);又照顧到特殊的例外——人死入葬,伐木成棺,不受時間限制。在秦代的立法中就能有這樣的環境保護法規,其意義頗值得後人借鑒。規定:從春季二月開始,不准進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林間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燒草木灰;不准捕捉幼獸幼鳥或掏鳥卵;不准毒殺魚鱉;不准設置誘捕鳥獸的網羅和陷阱。以上禁令,到七月得以解除。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護植物林木、鳥獸魚鱉,而且還保護水道不得堵塞。這一珍貴文獻,可算得上是我國乃至世界最早的環境保護法了。
西漢的《四時月令五十條》頒佈於西元五年漢平帝時期,這是一份以詔書形式向全國頒佈的法律。這部法律規定,每年一月禁止伐木(無論樹木大小,都不得砍伐)。二月不能破壞川澤。三月則修繕堤防溝渠。四月不得砍伐樹林。五月不能燒草木灰。六月官員派人到山上巡視。從這部法令中可以看出,物要因時禁發,在非開發的季節,不得進山砍伐小樹取材,不得撈水草燒灰,不得帶捕捉鳥獸的器具出門,不得攜網捕魚等。漢宣帝為保護益鳥,下詔曰:“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
3 中國古代環保法思想對我國現階段環保立法的借鑒意義
3.1 道德和法律兩個層面的積極促進
法律可以控制個人在生活中的行動不能超越社會規定秩序的準則底線和範圍,道德的修養可以讓個人的行為在做事時首先冷靜思考一下是不是符合社會的公眾利益和意識形態,從而由此扼制住自己和周圍社會關係人的過分貪念或行動。就此給社會的和諧提供強大的個人及社會結構支持,並起到預防作用。近年來,尤其是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之後,中國在環境保護立法方面吸取了千年來環境立法的經驗教訓以及國外相關方面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但我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仍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現在:(1 一部真正的綜合性環境保護基本法尚未出臺。(2 已經頒行的單行法很多還缺乏相應的《實施細則》。(3 地方性環境保護立法發展不平衡(4 環境保護法律規範交叉重疊。所以新時期環境資源保護立法的思路就包括對現有的環境保護綜合基本法——《環境保護法》進行全面修改,加快制定配套的實施細則,加快地方立法步伐,環境保護法體系在內容上也應當是協調一致的,內容協調是指環境保護法律規範之間內在的統一和相互協調。然而光有法律上的規定,執法不嚴或者引不起政府機關,普通大眾的環保意識,法律則屬於形同虛設。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所以我們要借鑒孔老夫子的思想,在有法律規定的同時,一定要配以道德教化的積極作用。制定加強未成年人生態環境素質教育的立法,嚴格執行國家環保總局為加強未成年人的生態環境素質教育而要求的五項措施,促進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設,把環保系統精神文明建設工作落實到實處。
3.2 依靠群眾保護環境(公眾參與原則)——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保護環境
人民群眾環保意識的提高,不僅僅是消極的在大自然面前無所作為,而是要廣泛的參與到環境保護的偉大實踐中去。所謂“依靠群眾保護環境”是指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參與環境管理,並對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依法進行檢舉和控告。據一份關於中國人們環境意識的調查問卷顯示:環保意識薄弱的占很大比例,有較強的環保欲望的卻很少,能夠親身參與到環保行動中的人則更是鳳毛麟角。然而環境品質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城鄉人民的身體健康,環境保護涉及到各個地區和各個部門,關係到千家萬戶,是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業。人民群眾參與到環境保護的行動中來除了加強人們群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培養外,還至少應有以下三點:(1)建立決策資訊公開披露制度,依照公眾參與原理,對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決策。公眾享有被告知相關資訊的權利,被諮詢相關意見的權利以及意見被慎重考慮的權利。(2)鼓勵各類非政府的環境組織代表群眾參與決策。( 3)建立公眾參與的司法保障制度。公眾參與原則既包含著公眾參與的權利,也包含著公眾參與的程式內容,所有這些還應受到司法的保障才能使該原則落實到實處。
3.3 用“可持續發展觀”指導我國的環保事業
“可持續發展觀”是在中國古代即已確立的普遍的環境保護的指導思想,在今天我們更應沿著祖先的步伐堅定的把這一原則給貫徹實施下去。我國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基礎薄弱,選擇並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中華民族徹底擺脫貧困,創建高度文明的明智選擇。那麼我們應如何用“可持續發展觀”知道我國的環保事業呢?我們必須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把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更好地結合起來。“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各種自然資源,切實做好資源環境保護工作。要堅持“三個堅決不搞”的原則,寧可經濟發展慢點,也堅決不搞污染環境的專案,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良好的生態環境,堅決不走先污染在治理的老路。環境保護是一項長期而堅決地任務,涉及多方面,多行業,多領域,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積極參與。
4 結束語
在古代自然哲學相對發達的中國,“持續利用”和“節約利用”自然資源可以說是早期中國環境立法的基本理念。這與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哲學觀對統治者思想的影響有關。“讀史可以使人明智,鑒以往可以知未來”。秦漢前各家學派在環境保護中的優秀思想遠不及這些。這就要求法史研究工作者更深入的挖掘其中精髓,從而借鑒到如今法治社會環境保護的偉大實踐中去。
 
參考文獻:
[1]  錢水苗、葉勇飛、範莉,《環境保護法》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
[2]  李愛年,《環境法》 [M]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3]  汪勁,《環境法學》 [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
[4]  韓德培,《環境保護法教程》 [M]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
                                                                (責任編輯:郭站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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