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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期:漢代不孝罪考察

时间:2016-08-02 02:43:00

 

漢代不孝罪考察
李  倩*    韓  麗*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中國   401120
 
【摘  要】漢代以孝治天下,“孝親”在今天看來主要屬於家庭倫理道德範疇,但在漢代更屬於國家政治和法律問題。在漢代不孝被認為是十分嚴重的犯罪行為,對不孝之人的懲處也非常嚴厲。西漢前期不孝罪的範圍逐漸擴大,懲處也愈加嚴厲。宣帝以後對不孝罪的處罰變輕,對普通不孝罪的懲處逐漸脫離刑法而轉為教化改造。但是對嚴重不孝行為處以重刑的法律並未完全消失,經過演變終於在唐律中形成集大成的不孝罪群。
【關鍵字】 兩漢  不孝  宗法  處罰
 
The Unfilial Criminal Dtudy in Han Dynasty
Qian Li  Li H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Han dynasty rules the world by implementing filial behaviors.Filial piety and benignity belong to the 
family ethics,while in todays ’  eyes they are national political and legal issues.unfilial behaviors are very serious criminal and it s punishment measures are very severe.The ranges of the unfilial crimimal expand in the forepart of west han and it s sanction ways are also more stringent than before.The punishment ways are getting lighter in the Imperor Xuan of Han,whilethe sanctions 
to normal unfilial behaviors is replaced by moralization. It s punishment is still usful to the severe unfilial criminal and it has developed the group of unfilial criminal in Tang Dynasty eventually.
Key words: Two Han Dynasties  Unfili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Punishment
 
不孝罪的概念
《孝經·紀孝行章·第十》中所說的“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將孝與敬,禮結合起來,是對孝行為的高度概括。《孝經》強調“以孝事君則忠”,將孝推廣到社會政治領域,使之有了狹義和廣義的區別:前者指奉養父母,主要針對父母的身體,屬於直接意義上的孝;後者指奉獻社會。因為孝具有調解家庭關係,社會關係,君臣關係的獨特作用,開始為封建統治者所重視。在漢代,隨著儒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孝觀念被統治者大力提倡,進入政治實踐領域,孝與封建禮教相結合,成為人們的日常行為規範,由道德準則上升為法律義務。
子孫本以恭謹孝順為主,所以對父母有不遜侵犯的行為皆為社會和法律所不容。違犯孝準則的行為即為不孝,就是指子女不能善事父母者,注雲:“謂告言詛罵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問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孝經》將孝的準則推廣到社會政治領域,當作治理社會的根本準則,將不孝上升為最嚴重的犯罪。《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將不孝罪列入五刑之首。
從“張家山漢箭”看漢代關於不孝罪的規定
漢簡中有關不孝罪的規定主要集中在賊律和告律部分。
在漢簡《賊律》中有如下規定:
子賊殺傷父母,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 ( 三四 )
子牧殺父母,歐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其子
有罪當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三五)○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子不孝,必三環之。三環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聽之。教人不孝(三六)黥為城旦舂。(三七)
賊殺傷父母,牧殺父母,歐(毆)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為收者,皆錮,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三八)
婦賊傷,毆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後母,皆棄市。(四十)
毆父偏妻父母、男子同產之妻、泰父母之同產、及夫父母同產、夫之同產,若毆妻之父母。皆贖耐。其○詢詈之,罰金(四二)四兩。(四三)
在漢簡《告律》中是這樣規定的:
殺傷大父母,父母及奴婢殺傷主、主父母妻子,自告者皆不得減。(一三二)
子告父母,妻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聽而棄告者市。(一三三)
上述各律可知,殺傷、毆詈父母,子告父母,妻告姑舅在漢代都屬於不孝罪的範圍,同父母告子不孝一樣,要處以棄市的懲罰,而且其應收之妻子子女都不得以爵位和金錢來贖罪,更不得免除處罰。尤其注意的是,殺傷大父母,父母及奴婢殺傷主、主父母妻子,即使到官府自首也不得減罪。子女告發父母,官府也不會受理。不孝行為最重者處棄市之刑;次不孝者黥為城旦舂、完城旦舂;再次處耐刑,可見漢代的法律對不孝罪處罰的嚴厲性。
漢代不孝罪的類型
綜合漢律條文和見諸於史籍、簡牘,漢代不孝罪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 毆辱父母和尊長,殺父母和尊長。
儒家強調宗法倫理,維護宗法等級制社會裏的父權和夫權。因此,鬥毆親屬比鬥毆常人性質要嚴重得多,處刑也重得多。家庭內部晚輩毆打、謾罵長輩,卑幼冒犯長輩屬於不孝的重罪。
我們從上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之《賊律》的規定可以得出:《賊律》對家庭倫理的維護實際上是對夫權和父權的維護,因為家庭成員之間的地位是不平等。家父在一個家庭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子女甚至有生殺的權力。父母打死子女可以免受法律制裁,而子女殺傷父母則被處死。夫妻關係也是不平等的,丈夫對妻子有任意主宰的權力。就是這樣為不平等的家庭倫理關係進行了法律規制。由於張家山竹簡漢律為漢初的法律,漢律在很大程度上又直接承襲了秦律。但在漢初親屬毆詈行為中,子女謾罵、毆打祖父母、父母等親屬則被處死,這一處罰規定比秦律更重。
應該指出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漢代對謾罵、毆打父母之不孝罪的處罰逐漸減輕。《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賊律“毆親父母及同產,耐為司寇,作如司寇。其○詈之,罰金一斤。”毆打親生父母及父母兄弟姊妹,要判做司寇;倡狂辱罵的,罰金一斤。這與西漢初年的棄市相差甚遠。漢朝重德輕刑,對子孫毆辱父母、大父母、高大父母,法律處置趨向減輕。
如果是以尊犯卑,漢律的規定就明顯不同了,《二年律令》之《賊律》對父母殺死子女有明文規定:“父母毆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毆笞辜死,令贖死。”父母懲罰子女或奴婢導致其死亡,按律要判處死刑,與賊殺非家庭成員的唯一區別是允許贖死。而“以毆笞辜死”屬於過失殺人,如果父母毆打子女、奴婢至傷以致在法定期限內死亡,父母可以贖死。同時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賊律》明確規定父母不得擅殺子孫。
由此可見,漢代法律對親屬間相犯,因為行為者和被行為者倫理關係的親疏、尊卑關係的變化而有著不同的處罰。它遵循的是儒家尊卑貴賤的倫理法。父母殺子孫、卑幼,形式上是法律的範圍,而實際則以倫理作為司法的依據。卑幼謾罵尊長,無論從人情還是道德層面來說,都只能算是一種違禮的行為,不應至於刑事責任,但漢代卻將其歸屬於刑事法律,以法律懲罰的方式來代替道義上的譴責。
第二, 對父母不供養,侍奉不周。
孝倫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奉養父母。漢代“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為平民百姓最基本的孝行,如果平民百姓不供養父母,一經查實,將被棄市。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有生父而弗食三日,吏且何以論子?……當棄市。”漢承秦制,具有嚴刑峻法的特點,因而對百姓不供養者處以死刑。這與西漢前期孝行缺失,以嚴刑峻法防止百姓不盡供養父母之責有關。但漢代此類案件很少見,不供養父母,伺奉父母本來是單純的孝倫理道德行為,但在漢代卻成為治罪的法律依據,這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戶律》中的一條律文:“孫為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貿賣。”養之不善也屬於一種不孝行為,但是與“殺傷”、“毆詈”等不孝行為有明顯區別,處罰也存在明顯的不同。在這種情況下不是將不孝者棄市處死,而是將之驅逐出家門,將其房屋、徒弟、奴婢都轉為大父母佔有。這種區別應該說是合理的。
第三, 舉告父母,誣告父母。
《二年律令》中有關“親屬相隱”的規定也反應了儒家維護家庭倫理的法律思想對漢代立法的影響。所謂“親屬相隱”,是指親屬之間互相隱瞞犯罪行為,不向官府揭發,而官府對此不予懲罰或者減輕處罰(謀反之類的政治犯罪不可隱瞞)。據《漢書·宣帝》記載,漢宣帝曾下詔說:“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子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這就是所謂的“親親得相首匿”制度。“首匿”是首謀隱匿罪行的意思,卑幼隱匿尊親長的罪行不負刑事責任,尊親長隱匿卑幼的犯罪行為,除死罪上請廷尉減免外,其他也不負刑事責任。這便是漢代定罪量刑的一個原則。也被後世的歷代封建法典所規定。
《二年律令》中的《告律》也有類似的明確規定:子告父母,妻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聽而棄告者市。(一三三)即家庭成員中卑幼一方必須隱瞞尊長的犯罪行為,不得向官府告發,即使卑幼告尊長,官府不予受理,並將舉告者棄市。反映了漢律對家庭倫理的一種強力維護,也可以說是儒家倫理法律化的一個顯例。
反之,如果是父母告子不孝,則不孝子一般要被嚴懲。請看《史記》中記載的一個案例:劉爽是衡山王劉賜的長子,原太子,衡山王廢掉劉爽,改立劉孝為太子,並且企圖和淮南王劉安聯合謀反。劉爽知道後,派白贏告發了弟弟劉孝及衡山王的惡事。“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聞,即自剄殺……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棄市,”由於被父親以不孝罪告發,劉爽被棄市,父母告發子女的不孝行為,官府認定後可處以死刑。
當然,漢初的法律對父母告子不孝也有一定的限制,如《賊律》規定:其子有罪當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及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聽。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環之,三環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聽之。這就從兒子身份和父母年齡兩個條件方面做出一定的限制。儘管《賊律》對“不孝”罪的規定,在立法動機上與《秦律》並無根本不同,但《秦律》所採取的手段更為嚴厲。六十歲以上的免老之人控告其子不孝,請求判處死刑,官府可不經過三次原有的程式,立即逮捕被告。而在《賊律》則要求必須經過“三環”即三次原有的司法程式才對不孝子論罪,這說明,《賊律》在處理該問題的方式上是比較慎重和溫和的。
古代法律雖鼓勵人們舉告犯罪,但卻無一例外地嚴禁誣告。《後漢書》有記載:劉曾孫,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帝不忍,最後“貶晃爵為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此事發生在東漢章帝時期。誣告母親即為不孝,劉晃雖被剝奪王位,但不久其子無忌又恢復了王位,所以對劉晃、劉剛的處理與其說是刑罰懲治,不如說是警戒措施。但我們仍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卑幼對長輩的誣告在漢代即為不孝,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另外,張家山漢簡《告律》規定:“誣告人以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可以看出,在漢代一般的誣告都不允許,卑幼誣告尊長更是法律所禁止。
第四, 服喪期間違禮,不孝。
居喪,也稱“守喪”、“守制”,是人們為了表達對於死者的哀悼之情而產生的一種習俗。 
守喪制度是儒家“孝道”的重要體現。儒家居喪之禮在漢代為統治者所重視和宣導,並上升到法律高度,居喪期間違背喪葬禮儀就是不孝,要受到法律懲罰。居喪違禮一般有以下幾個情況:一是聞父母亡匿不發喪,二是服喪娶妻妾,三是服喪生子,四是私奸服舍、作樂。
    漢代居喪違禮之不孝罪只是從具體案例上體現出來,缺少具體的法律條文,因此,我們來看幾個史書中記載的案例:
楚王在為薄太后服喪期間私奸服舍,被晁錯彈劾請誅,景帝因為仁慈赦免了他,僅是
削去了其東海郡。
《漢書·功臣表》記載漢武帝時期,西元前 129 年,即“元光六年,侯季須嗣。十三年,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爭財,當死,自殺。
《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載:元初五年,封幹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幹居父喪私娉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
《奏讞書》案例二十一是一篇廷尉等人論辯杜縣女子甲是否有不孝之罪的記錄,罪犯女子甲的丈夫去世,她在與婆婆夜間守喪時,與一男子到棺後房中發生私情,第二天其婆婆向官府告發,甲被逮捕。有人引用了如下律文:妻尊夫,當次父母。而甲夫死,不悲哀,與男子和奸喪旁,致之不孝,敖悍之律二章。捕者雖弗案校上,甲當完為舂。
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居喪違禮的不孝罪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從親屬範圍看,漢代居喪違禮的親屬僅僅限於父母,丈夫。二是從本罪之主體看,僅限於子及妻。漢代將本屬於禮的規範領域的居喪之禮擴大到了法律領域,其目的自然在於加強推行孝倫理的力度。
小結
通過以上考察,漢代孝倫理與法制實現了初步整合。我們可以看到,漢代不孝罪名目較多,涉及父母長輩生前和死後的孝要求。漢初張家山漢簡所見的不孝律文對不孝行為的處罰相當嚴酷,說明在維護孝倫理的意義上法律的效力得到了更大程度地展示。雖然漢代法律對不孝入罪涉及的範圍以及各類不孝行為,尚無明確,縝密化的刑律條文,但正是通過立法和司法實踐兩個方面將不孝入律,懲罰不孝行為,借助嚴刑強制人們遵守家庭倫理道德規範。需要注意的是,漢代法律條文以及司法實踐對禮法中所認定的不孝行為不分輕重、不分層次,一律嚴懲。如告父母者棄市,毆父母尊長者梟首,謾罵父母祖父母者,居父母喪違禮者亦死罪。反映了漢朝尚處於倫理與法律整合的初始階段。隨著道德教化的推行,漢代對犯不孝罪者逐漸由法律懲治為主改為以教化為主。隨著儒家禮教在社會生活中約束地位的上升,不孝行為逐漸納入禮教約束範圍,從五刑之首的大罪逐漸演變為道德教化的對象,刑罰懲治越來越輕,道德譴責越來越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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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杜夢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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