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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期:對我國領導幹部近親屬的監督限制研究

时间:2016-08-02 02:43:00

 

對我國領導幹部近親屬的監督限制研究
——從完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說起
彭  川*    劉天琦*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中國  401120)
 
【摘  要】《刑法修正案(七)》設立了目的在於加強對領導幹部近親屬及其關係密切者監督限制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構成要件中的“近親屬”、“關係密切者”、“財物”等重要概念不夠清晰,是該罪在實踐中難以適用的重要原因。針對這些原因,本文提出了擴大對“近親屬”、“關係密切者”的解釋,明確“財物”的概念,利用“間接證據”證明“利用”、”通過”行為的存在等措施,旨在為完善對領導幹部近親屬及其關係密切者的監督限制提供建言獻策。
【關鍵字】影響力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近親屬  關係密切者  財物
 
The Supervision of China's Leading Cadres RelativesLimited Research
 from the Perfect "Using Influence Bribery"
Chuan Peng  Tianqi Liu
(1.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2.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Criminal law amendment (7)" set up the aim is to strengthen the leading cadres relatives and clos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aking bribes.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close relatives", "close", 
"property" and other important concept is not clear,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apply in practice. For these
 reas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xpanding of "close relativ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ose",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using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prove "use", "by" the existence of measures, such as to improve
 the leading cadres of the close relatives and close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to provide valuable advice. 
Keywords: Influence  Make Use of the Influence on Corruption Charges  Close Relatives Close People  Property 
1 引言
2009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稱“《刑法修正案(七)》”)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以下稱“《補充規定(四)》”)設立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根據該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本人關係密切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本人或者其近親屬、其他與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密切關係的人可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刑法修正案(七)》與《補充規定(四)》,使我國受賄罪體系得到了完善,構成了由一般受賄罪(刑法第385條第1款)、在經濟往來中受賄罪(刑法385條第2款)、斡旋賄賂罪(刑法第388條第1款)和新增設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刑法第388條之一)組成的一個較為完整的整體。新增設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填補了相關的立法空白,做到了與我國簽訂並批准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反腐敗公約》)的銜接。
該條在頒佈時引起了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但是在司法實踐之中,該條的司法適用卻鮮有所聞。在另一方面,利用影響力受賄,以及與之相關的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係人共同受賄案件卻有所增多。筆者在某直轄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四個多月的實習過程當中,旁聽了多起受賄案的審理,案件審理過程中多次出現被告人揭露其近親屬利用其收受賄賂的情形。以該市某新區原管委會幹部的受賄案為例,在法庭庭審過程中,他多次說,自己受賄是通過某位親戚進行的,但是有一些款項是他根本未曾聽說過,是該親戚獨自收取的。在另外一起全國知名的受賄案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受賄是通過其妻進行,被告人也堅稱有一些款項自己從未收過,是其妻所獨自收取的。通過實習的經歷,筆者感受到,在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範圍不斷擴張的情況下,官員收受賄賂多是通過其近親屬或關係密切者,甚至只是一面之緣的人進行。此外,從理論上講,通過近親屬以及一些特定關係人收受賄賂對該近親屬及該特定關係人的處罰較輕,也更加隱蔽,國家工作人員也因此而更有可能通過這種管道收受賄賂。在司法實踐中,這些“關係人”將所得賄賂交給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往往難以舉證,案發後由“關係人”“一肩挑”,國家工作人員本人則能夠置身事外。
可以說,該罪的較少適用與上述非典型受賄案件越來越多兩種情況之間形成了鮮明的矛盾。筆者認為,該矛盾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這種非典型案件證明難度大,缺乏證明標準;其次,就偵查人員的態度而言,一般對關係人存在“寬宥”態度,偵查機關更希望關係人作為賄賂罪共同犯的證人進行作證,促使國家工作人員身邊的關係人作證證明國家工作人員存在受賄行為,而不再追究關係人本人的責任。最後,該罪本身規定地過於籠統,犯罪構成中一些關鍵性概念還不夠清晰,給本罪的具體適用帶來了諸多不便。就原因而言,前兩點原因主要涉及實踐情況當中一些深層次上的原因,而後一點原因主要存在於理論層面。由於能力有限,在本文中,筆者將主要針對第三點原因進行探討,對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構成要件存在的不足進行分析,並提出相關的想法,以求完善對相關主體的監督與限制。
2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構成要件的缺陷與完善思考
根據我國採用的犯罪構成四要件理論,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主要包括:主體、客體、主觀要件、客觀要件四個方面。接下來,筆者將針對這四個方面,分別對其加以討論,分析其存在的疏漏之處,並嘗試提出相關的完善辦法。
2.1 主體
本罪的主體有五類,分別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與國家工作人員本人關係密切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本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近親屬以及與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關係密切的人,概而言之,都是本身不具有國家職權,同時與某國家工作人員關係緊密的人。針對主體,理論上爭議比較大的是“近親屬”與“關係密切者”範圍的界定。
2.1.1 明確“近親屬”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82條規定第6項規定,“近親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關於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條則規定,民法通則中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係的親屬。根據相關資料,可以看出目前學界針對“近親屬”的外延範圍有三種觀點:(1)刑法解釋應與其關聯性較大的刑訴法相契合,刑訴法“近親屬”之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等,可視作“其他與其關係密切者”;(2)應當對《刑事訴訟法》中“近親屬”的規定作擴大解釋,適用民訴法中的相關規定;(3)“近親屬”應當根據《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事項報告辦法(試行)》第4條解釋為“與領導幹部有夫妻關係、直系血親關係、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以及姻親關係的人員”。比較三種觀點,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較為合理。原因在於,《刑法》所對應的程式法為《刑事訴訟法》,對刑法中的概念沿用其他程式法律法規中的解釋似乎不太合理。另外,刑法本身具有一定的謙抑性,沿用其他程式法中的解釋,是一種擴大解釋,與謙抑性的原則不符,不符合法律解釋的一般規則。最後,“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等近親屬,可以沿用“關係密切者”對其進行解釋。綜合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應當出臺司法解釋,對近親屬的範圍做出明確限定,以做到立法的完整性與規範性。
2.1.2 擴大解釋“關係密切的人”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影響力”主要是指因血緣、地域、師生、事務等職權之外的關係而產生的“非職權性影響力”。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精神,只要利用了受賄主體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非職權性影響力,不管受賄主體是誰,都應當受到制裁。由此看來,我國將受賄主體限於“關係密切的人”事實上是不太恰當的。原因在於:首先,能夠對國家工作人員形成影響力的不僅僅是與領導關係密切的“近親屬”、“關係密切人”。只要是擁有“非職權性影響力”的人,也完全有可能利用其與領導幹部之間的戰友關係、師生關係等或許不太密切的關係而收受賄賂;其次,國家工作人員與行為人之間的影響力關係也可能是原來並沒有,而是在後來的往來過程中逐漸產生的。
因此,筆者認為,將利用“非職權性影響力”受賄的主體限於近親屬和特定關係者事實上是存在一定漏洞的。在認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時,只要是利用了非職權性影響力而受賄,比將主體局限於近親屬和特定關係者更為妥當。從這種層面上來講,對於近親屬和關係密切的人顯得比較多餘,而參照《反腐敗公約》對犯罪主體作出相應的規定似乎更為合理。針對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明確只要是關係人利用對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非職權性影響力”,而不管主體是不是“近親屬”或者“關係密切者”,符合定罪條件的,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2.2 客體
正如前文所講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我國目前受賄罪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犯罪客體可以參照受賄犯罪的犯罪客體而加以明確。受賄犯罪的犯罪客體是公職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 明確犯罪客體,有助於更好地大家犯罪,進而達到捍衛公職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的目的。
2.3 主觀方面
該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這一點在理論和實務當中同樣爭議不大。
2.4 客觀方面
該罪的客觀方面是“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前款行為”。至於“利用影響力”的情況,正如上文提到,在這裏是指關係人為了獲取不正當利益而利用“非職權性影響力”的行為,因此在後文中不再贅述。筆者認為,該條存在的一些漏洞主要為以下兩個方面。
2.4.1 明確“財物”外延
    《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指出,商業賄賂中的財物,既包括金錢和實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錢計算的財產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裝修、含有金額的會員卡、代幣卡(券)、旅遊費用等。該意見部分解決了以往“財物”理解過窄,脫離現實的弊端,但是較《反腐敗公約》中對於對象是“不正當好處”的規定而言,範圍仍然較為狹窄。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實施立法指南》指出,“不正當好處”既包括不是人際交往中的一般性禮品或其他有形物品,又包括有形或無形的、金錢或非金錢的好處。相較於我國而言,該規定更為全面,明確了不正當好處不僅僅限於財產性利益,能夠更有力地打擊相關違法犯罪活動。
現實當中,關係人除了可能收受財物之外,還有可能收受升遷機會、出國機會、性賄賂等非財產性利益的賄賂。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將針對“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做出修改,明確其犯罪對象應當包括財產、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這樣能夠更為有力地打擊犯罪,同時進一步地做到與《反腐敗公約》相掛鉤。
2.4.2 改進對“通過”的證明策略
    “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的規定,關鍵字是“通過”二字,表明了只有行為人利用了非職權性影響力,“促使”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才能夠構成本罪。也就是說,關係人在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時,主觀上應當存在利用非職權性影響力的意圖,客觀上具有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才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基於上述原因,可以推斷,司法機關需要證明關係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需要就請托事項進行過溝通。如果不能證明關係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意思溝通確實存在,“利用了影響力”則難以認定。但是,由於關係人與請托人意思聯絡具有隱蔽性的特點,針對意思溝通行為進行舉證的難度相當之大。
這一問題難以解決,比較理想的解決管道是形成合理的訴訟策略,依據證人證言、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職權為請托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等間接證據形成的證據鏈,來證明“通過”行為的存在。
3 結語
在實踐中,利用影響力受賄的情況有所增多,然而這項罪名的司法適用卻比較少。筆者認為,其主體與客觀方面在立法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例如“近親屬”、“關係密切的人”定義不清,受賄的對象限於“財物”,公訴方對利用非職權性影響力難以舉證等。對於領導幹部近親屬以及其關係密切者的限制,落實到刑法層面與之直接相關的法律規範便是刑法第388條。因此,完善刑法第388條也就是完善一種對於領導幹部近親屬的監督限制懲戒機制。針對該罪名在構成要件上存在的一些不夠完善之處,筆者認為,應當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將利用“非職權性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請托人統一歸為本案的犯罪主體,而不再考慮是否是近親屬或者特定關係者;其次,擴大該罪的犯罪對象,將其擴大至財產、財產性權利和非財產性權利;最後,公訴方應當針對該罪完善訴訟策略,以做到對不法行為的打擊,最終起到維護公職正當性和不可收買性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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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舒洪水、賈宇,“刑法修正案(七)第13條的理解與適用”[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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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李曉影)
 
上一条:2015年第2期:立法過程中的憲法解釋:中國無形的憲法實施機制[ 此文為胡洋對原著作品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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