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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期:淺論孫中山法治思想

时间:2016-08-02 02:43:00

 

淺論孫中山法治思想
梅  傑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中國  400031)
 
【摘  要】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驅,也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開創者之一。在四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不僅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國的主張,開創了中國政治法律制度變革的新時代,而且圍繞鞏固共和政體提出了一系列法治與民主相結合的法制思想與主張。他所規劃的“五權憲法”的法制藍圖及推進法制變革的一系列主張與實踐,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發展。
【關鍵字】孫中山  法治  法制現代化
 
Discussion of Legal Concept Approved by SunYat-sen
Jie Me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one of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hina is also a inaugurator of Chinese modern legal system.In his forty years’s revolution career,he overthrew the QingDynasty, established republic and started a new age of reforming politics and laws. Moreover that,h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houghts and stands that related with the republic and combined democracy with rule by law, especially his practice of reforming law and his thoughts of “five power constitution” promoted the moderliza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Key words:SunYat-sen  Rule of law  Modernization of law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驅,也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開創者之一。回顧20世紀初,先生即“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 [1] ,提出了當時中國最完整的法治思想。考察孫中山的法治思想,既可以看到它在中國近代歷史演進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又能從中獲得實現“依法治國”戰略的歷史啟迪。
 
1 法治與民主相結合,開創中國政治與法制變革的新時代  
    人民主權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精髓,是法治在歷史和邏輯上的起點,也是法治的核心和基礎 [2] 。孫中山對人民主權的追求,開始於他對封建專制的批判。在《倫敦蒙難記》中,孫中山就對清政府進行了揭發和譴責:“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官吏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抑,無所籲訴。……國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與聞。” [3] 嚴峻的現實使得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民主派舉起“政治革命”的旗幟,決心以共和國取代封建暴政。在孫中山看來,“主權在民,民國之通義”,只有貫徹人民主權原則,才是真正的“民國” [4] 。在這樣的國度裏,“國家為人民之公產,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 [5] 。應“由人民選舉議員”,組成“代表人民”行使權利的國會,決定國是。只要“真正以人民為主”,就會“造成一個駕乎萬國之上的國家” [6]
    1912年3月在孫中山主持下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根本法的形式鞏固了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確認了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規定了人民的民主權利,最重要的是通過約法把人民主權的思想固定了下來。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又多次闡述“夫中華民國者,人民之國也,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於一人,今則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蓋國民為一國之主,為統治權之所出” [7] 。他還強調指出“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8] 。這種主權在民的理論,比起封建專制主義,無疑是巨大的進步;對於啟發人民的民主覺悟和鼓舞人民進一步爭取自己的合法民主權利,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2 五權憲法、權能分治,構建中國法治新框架
2.1 五權憲法——民權保障工具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如何建設未來法治政府,是孫中山思考的重點。孫中山極為重視憲法作為根本大法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他明確指出:“憲法者,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 [9] ,憲法是“立國的基礎”,國家“強弱之點盡在憲法” [10] ,並說“有了良好的憲法,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11] 。孫中山“五權憲法”思想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把憲法與民權緊密結合起來,把憲法視作保障民權的工具。
 
2.1.1 五權分立,分權制衡
    以“五權分立”為基本內容的五權憲法,是孫中山在推翻封建帝制,創建民國的鬥爭中,吸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和中國古代任用官吏的考試、監察制度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作為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的組成部分而提出來的。它的基本點是五權分立,即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開,設立相應的五院,即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分掌五權,各自獨立,各執其事,互相牽制監督。
五權分立,相互制約,相互制衡,這在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傳統,是高度集中和大一統的權力運行方式,司法機關、監察機關長期附屬於行政權力,對政府官員的錄用、考試,也都受制於皇權和行政權力。孫中山的五權分立模式,使具有西方分權制衡特點的政治體制,涉足中國政治生活,不僅是全新的政治理念,也給日後中國現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設留下了頗多有益的經驗教訓。
 
2.1.2 治權內部的集中與統一
    強調權力的制衡卻不能影響政府權力的集中統一。鑒於三權分立體制常常造成議會專制和政府無權的局面,孫中山力主“以五權分立救三權鼎立之弊”。“分立之中,仍相聯屬,不致孤立,無傷於統一”。當然,集中和統一不是絕對的,它仍需必要的分職與分工。同樣道理,“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就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政府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 [12] 。顯然,這種五權分立的政府權力機構的構想,與三權分立制是有重大區別的。這不僅僅是三權之外再加上兩權,更重要的還表現在:一個強調的是權力的相互制衡,即消極的分權;一個則是在權能分治前提下,強調權力之間的分工以及分工條件下的合作,五權都屬於治權範疇。孫中山確定五權之間的分工合作關係,這也就是他主張的“萬能政府”模式。
 
2.1.3 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制度化
    在強調治權分設的同時,孫中山還強調以法律對中央與地方權力進行合理的劃分。他提出:“關於中央及地方之許可權,采均權主義。” [13] 這一思想的核心是以事務的性質作為劃分中央與地方管理許可權的基本標準和基本原則。具體而言,就是依據事務的性質,對中央和地方的管轄權進行科學、合理的劃分,使“有全國一致之性質”的事務,其治權由中央管理;使“有因地制宜之性質”的事務,其治權由相應的地方政府來管理。孫中山以憲法和法律對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加以明確區分和規定。這種以制度化、法治化為核心的治國方針,乃現代國家建設的必由之路。
 
2.2 權能分治——以權利制約權力
    孫中山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認為,西方式民主政治實行了一兩百年,到頭來仍未真正解決民權問題。在這種代議政體裏,人民僅有選舉權,這種間接民權必然導致諸多弊病,因此,孫中山在設計一個萬能政府的同時,也設計了對萬能政府的制約,這就是以四大民權(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對政府權力運行加以制約。他稱之為“權能分治”或“以權制能”。
    孫中山把政治的大權分為兩個:一是人民權,一是政府權。人民權又叫“政權”,是“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也叫“直接民權”。政府權又叫“治權”,是“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政權”與“治權”之間的關係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政府的原動力,“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的政治機關” [14] 。孫中山認為,對政府官員的選舉、罷免,是對政府官員的確定和對背離了既定軌道的政府官員隊伍的矯治;對法律的創制、複決,是對立法機關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權力運行的矯治。人民掌握了四大民權,政府的威力再大,也要聽從人民的支配。孫中山繼承了權力必須制約的憲政理念,以政權制約治權,以民權制約政府權,使大多數人在政治運作過程中得以參與,體現了人民的利益。
    權能分治的理論突出強調人民的政治和民主權利。孫中山認為,作為個人,人民應享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人民的這些權利,既不能被剝奪,也不能被讓與。孫中山的憲政思想,將傳統的“民本思想”發展成具有現代色彩的民主思想,對喚醒人民的人權意識和確立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無疑具有啟蒙價值。
總之,五權憲法、權能分治理論的創立,充分表明孫中山不願走西方分權制衡的老路,意圖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主義集權制的最新式的共和國。由近代的盲目效仿到現代的綜合創新,這是中國憲政運動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捩點,而孫中山則不愧為近代中國憲政法治運動的奠基人。
 
3 銳意改革,以民為本,實踐國家法制現代化
    山不僅在政治上勾畫了一個民主、法治的新中國藍圖,而且在實踐中也是一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積極開拓者。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即著手進行法制改革,蕩滌煩苛,剷除封建法制的餘毒,建立與民主、共和精神相符合的現代新法制。
 
3.1 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保護人權是法治的初衷。孫中山生對人權的保護問題始終都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孫中山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張,並致力於推動它們落實到革命事業和法律變革中。在《臨時約法》中,首次以法的形式公開宣告:“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明確規定人民享有選舉、擔任公職、言論、著作、遊行及集會、結社、通訊、信教、請願、人身、住宅、居住、遷徙、財產等各項權利或自由。根據國民權利原則,南京臨時政府一再立法保護人權,要求取消封建時代的賤民制度和人口買賣。1912年3月,內政部先後發佈《禁止買賣人口文》和《通令胥戶惰民等一律享有公權私權文》,正式廢除一切等級特權和人格歧視的不公正法律,體現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律平等與民主、人權意識。
 
3.2 積極推動人道、民主的現代司法制度的建立。中國古代的司法傳統是典型的專制主義、報復主義、懲罰主義、威嚇主義的司法制度。孫中山對這種極其黑暗腐朽、野蠻殘酷的訴訟審判制度作了無情的批判,他指出:“民事訴訟是公開的受賄競賽;刑事訴訟程式只不過是受刑的代名詞——沒有任何預審——對被告進行不可名狀的、難以忍受的酷刑拷打,不僅對困難有證據的嫌疑犯是如此,而且對被任何一個兵勇或地位較高者告發的人也是如此。” [15] 因此,孫中山強烈主張要改變這種“暴虐殘忍”的刑罰制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積極推動改革舊的司法制度,創建帶有近代色彩的司法原則和制度。在《禁止體罰令》中,孫中山指出:“夫體罰制度為萬國所摒棄,中外所譏評”,必須“申明禁令,迅以革除”,“不論司法、行政各官署,審理及判決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號及他項不法刑具。大罪當笞杖、枷號者,悉改科罰金、拘留” [16] 。在死刑執行上,也堅決反對用腰斬、梟首、淩遲等酷刑,主張用絞或槍斃;同時主張司法獨立,認為“司法為獨立機關”,所有司法人員,必須是“應法官考試合格人員,方能任用” [17] 。主張建立律師制度,允許被告人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為此,南京臨時政府還草擬了《律師法草案》,主張法院應該公開審判,審訊時應該任人旁聽,才能保證大公無私,“庶無出無入之弊”;主張法院斷案應重證據不重口供,等等。以上主張,為中國建立現代司法制度邁出了可貴的一步。
 
3.3 孫中山還積極推動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的建設。中國古代法律以確認和推行重農抑商為基本國策,保護封建自然經濟,排斥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儘管近代以來產生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但卻在法律上不享有絲毫的地位清政府一直到滅亡為止,也沒有制定出比較完備的民商諸法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積極制定保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律、法規,以創建並鞏固民國政權的經濟基礎。《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內務部在《通上保護人民財產令》中也明確規定:“凡在民國勢力範圍之人民,所有一切私產,均歸人民享有。”保護私有財產法令的頒佈,極大地保護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促進了民初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
 
3.4 孫中山還十分重視立法制度的改革,強調把立法權交給人民。主張把立法權交給人民,人民應該有權管理法律,這是孫中山法治與民權相結合思想的又一體現。他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立即著手進行立法工作,在《咨參議院法制局職任》一文中指出:“竊維臨時政府成立,所有一切法律命令,在須行編訂,法制局之設,刻不容緩。” [18] 並在同日敦促迅速制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為此特咨參議院:“又查臨時政府現已成立,而民國組織之法尚未制定,應請貴院迅為編定頒佈,以固民國之基。” [19] 根據孫中山的意見,南京臨時政府設置了法制局,由同盟會重要領導人之一宋教仁任局長。孫中山還強調:“民刑各律及訴訟法,均關緊要。”為了順利完成編訂法律的工作,孫中山建議組織中外法律專家參加,因為“查編纂法典,事體重大,非聚中外碩學,積多年之調查研究,不易告成” [20]
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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