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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期:英美法系“同一罪”標準評析及與大陸法系同一性判定標準之比較

时间:2016-08-02 02:43:00

 

英美法系同一罪標準評析及與大陸法系同一性判定標準之比較
黃 淳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中國  400031)
 
【摘 要】在英美法系內部,英國的同一罪標準較之美國為被告人提供的雙重危險保護更加充分,但由於過分實質化,也體現出可預測性、確定性不足的缺陷。大陸法系同一性標準界定的同一性保護範圍較英美法系的範圍更寬,能夠更好地保護被告人的妨訴利益,但對於被告人的防禦利益重視不夠。因此,借鑒日本在同一性範圍內允許變更起訴,而在訴因範圍內確定審判與既判力範圍的做法,能夠更好地兼顧被告人的防禦及妨訴利益。我國的同一性標準,應注意借鑒兩大法系同一性標準方面各自的長處,重點借鑒日本的標準,幷注意提高該標準適用的確定性及可預測性,破除傳統的起訴不可分性,貫徹“不告不理,審判中立”的現代訴訟理念。
【關鍵字】兩大法系  同一性標準  比較
 
An Analysis about the Standard of Same Offense of the Common Law and Its Comparison to the Continental Law
Chun Hu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Inside the Common law legal system,the standard of same offense in England provides more protection for defendants in double jeopardy than in United States.But it has some deficiencies in predictability and definition with its excessive substantive feature.On the other hand,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sameness in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of the Continental law family gives broader range of defendants’ protection than the standard of same offense in the Common law legal system so that it can protect defendants’ interests of prohibitting successive prosecution for same offense better,But it gives less attention to defendants’ defensive interests in criminal procedure.So,making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in Japan,which is that,charges can be changed inside the sameness’ range,and the range of justice and res judicata can be determined inside the range of count,we can give attention not only to defendants’ interests of prohibitting successive prosecution for same offense but to defendants’ defensive interests in criminal procedure better. We should absorb the advantage of both the Common law legal system and the Continental law family,specia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Japanese law,when we set up the standard of sameness of our country.Simultaneously,we should improve its predictability and definition when applying the standard of sameness.In order to do this,we should overthrow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indivisible on prosecution also,and carry out the modern principle in criminal prosecution which is that “no prosecution no justice and impartial judge”.
Key wordsLegal system of Continental law and Common law  The standard of sameness in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Comparison
 
    眾所周知,幾乎所有的英美法系國家在當代均將禁止雙重危險作為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理念和原則予以貫徹和遵循。美國將該原則規定於憲法條文中,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提起“雙重危險抗辯”的憲法化的訴訟權利。為此,聯邦憲法修正案《人權法案》第5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犯罪而被迫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上的危險。英國及其它英美法系國家,雖然未在憲法中規定此項原則,但在制定法中亦明確規定了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雙重危險保護的有關制度。如英國,通過制定法的相關規定,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起“前經定罪”、“前經開釋”和“濫用程式”抗辯的權利,以禁止在先前已有定罪判決或無罪判決的情況下對同一罪提起後訴指控,從而實現禁止雙重危險的目的。
    在適用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時,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判斷前訴與後訴針對的是“同一罪”,亦即應以什麼標準來判定“同一罪”的問題。由於英美法系國家的雙重危險法主要是在判例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關於同一罪標準的判例數量龐大,法院在判定標準問題上又常常左右搖擺,導致判例之間相互矛盾,使得這一問題變得非常複雜、令人困惑 [1] 。對此,美國學者西格勒(J. A. Sigler)悲觀地認為“如果不對實體刑法進行重新編纂,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無解的” [2] 。當然,多數學者幷不像西格勒那樣悲觀,紛紛提出自己的標準,如:Akhil Amar與Jonathan Marcus主張“same just be same”標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Brennan主張以強制合幷(mandatory joinder)為基礎的“same transaction”標準;Thomas教授則在歷史考察及對聯邦法院系統適用的Blockburger標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可稱之為“blameworthy act-type”的標準。儘管如此,但正如美國一位學者的文章標題——“司法界對同一罪標準失敗追求的兩個世紀” [3] ——所表明的那樣,同一罪標準問題的複雜性和困難性是可想而知的,這一點從司法界對此標準的搖擺不定和學者們的眾說紛紜、爭論不休中,亦可看出。
    近年來,隨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訴訟模式由超職權主義向以當事人主義為主的抗辯式模式轉變,“重實體輕程式”的傳統觀念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司法公正與效率幷重成為人民法院改革的一大口號。在此大背景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既判力理論在我國訴訟法學界也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鑒於學界對於作為該原則核心的“同一罪”判定標準問題以及大陸法系訴訟標的同一性問題,還鮮見專門的研究,筆者擬在比較考察的視野下,結合大陸法系的同一性標準,對英美法系同一罪標準的發展演變及其特點進行初淺評析,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1 英美法系同一罪標準的演變
1.1 英國同一罪標準的發展和演變
    英國“同一罪”標準的形成及演變可以追溯到Blackstone時代。在1769年出版的Blackstone所著《英國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布氏認為:如果所針對的是同一殺人行為,在前訴中認定過失殺人罪(manslaughter)罪名成立後,禁止再以謀殺(murder)罪名提起後訴指控,儘管此二罪名幷不相同 [4]
    布氏的書出版後不久,英國法院審理的R. v. Vandercomb一案(1796年)確立了所謂“Vandercomb規則”。這一規則儘管還不是“同一罪標準” [5] ,但可以說是英國、美國“同一罪標準”形成的雛形。該案也被普遍認為是形成現代同一罪標準的判例法演變進程中一個具有領先意義的判例 [6] 。此規則的表述是:除非通過對包含於第二次起訴中的事實的證明,犯罪嫌疑人本可以在第一次起訴時就被定罪,否則,第一次起訴、審理所得到的無罪判決不能阻止對犯罪嫌疑人的第二次起訴 [7] 。從這一表述可見,如果第一次指控可以通過證明包含於第二次指控事實中的部分事實而得到證明,表明前後兩訴所指控的犯罪之間存在事實要素的包容關係,且前訴針對的是“縮小包容罪”(lesser-included offense),後訴針對的則是“擴大包容罪”(greater offense)。因而,該規則可簡要表述為:針對lesser offense的前訴如得到無罪判決,則禁止對greater offense提起後訴 [8]
    在1835年的R. v. Dann案中,適用了另一個規則,即“in peril”規則。該規則從另一個側面補充了Vandercomb規則的不足。其表述是:如果就第二次起訴所指控的犯罪事實,被告人在第一次起訴中已經處於被定罪的危險之中,則第二次起訴將被禁止 [9] 。該規則的具體含義是,前訴指控的犯罪事實包容了後訴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故被告人在前訴中就已經處於對後訴所指控的事實可能被定罪的危險之中 [10] ,因而後訴應被禁止。鑒於前後訴存在包容關係,筆者認為此規則可以被理解為:如果前訴是對greater offense的指控,則無論得到有罪還是無罪判決,禁止後訴對lesser offense的指控。因為,後訴所指控的犯罪事實基於與前訴的包容關係,在前訴時就已處於定罪的危險之中。
    由於上述兩個規則幷不能為被告人提供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價值相一致的充分保護,具體而言,Vandercomb規則不能在前訴獲得對greater offense的無罪判決後,禁止對lesser offense的後訴;相反地,in peril 規則不能在前訴獲得對lesser offense的無罪判決後,禁止對greater offense的後訴 [11] ;尤其是,Vandercomb規則僅適用於前訴為無罪判決的情況,其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1861年的R. v. Elrington案中英國法院又建立了著名的Elrington規則。按照該規則,在對lesser offense提起的前訴中,無論獲得有罪還是無罪判決,均禁止提起對greater offense的後訴 [12] 。可見,Elrington規則彌補了Vandercomb規則僅適用於無罪判決的缺陷。
    上述三條規則綜合起來的效果就是:當前後訴所指控的犯罪具有lesser offense與greater offense的關係時,無論前訴獲得有罪還是無罪判決,也無論前訴指控的是lesser offense還是greater offense,無關順序,後訴都將被禁止 [13]
    判例表明,在英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主張“前經定罪”(autrefois conviction)或“前經開釋”(autrefois acquit)的抗辯時,審判者判斷後訴所指控犯罪是否屬�前訴已經定罪或已判無罪的控罪時,就是運用這三條規則加以確定的。例如:前訴指控襲擊和傷害罪(assault and battery),獲得無罪判決後,控方又以具有給被害人身心造成傷害的惡意而實施襲擊和傷害(assault and battery accompanied by malicious cutting and wounding so as to cause grievous or actual bodily harm)為罪名提出後訴指控。被告人提出“前經開釋”抗辯,法院根據Elrington規則,禁止後訴 [14] 。可見,在前後訴所指控的罪名相互具有包容性時,英國適用上述三條規則禁止後訴,亦即認為相互包容的罪屬�同一罪。換言之,“前已有判”規則在英國傳統的判例法中幷不限於針對同一罪名,而對具有包容關係的不同罪名亦可以適用。
    在R. v. Elrington案以後,英國法院又出現了超越傳統的“前已有判”規則認定同一罪的判例。1897年的R. v. King案即是一例。在該案中,被告人在前訴中被指控欺詐取財(obtaining goods by false pretences),幷被定罪;隨後又被指控盜竊(針對同一財物的larceny)。法院認為後訴是非法的,因為,“儘管兩次起訴的犯罪在法律上不同,但是所針對的是同一事實”,換言之,其前後訴所指控的犯罪“實質上是相同的(be practically the same)” [15] 。這一同一罪標準又被稱為“實質相同標準”(the rule against recharging substantially the same offense)。其超越“前已有判”規則之處在於,前訴欺詐與後訴盜竊之間幷無包容關係,因為,欺詐須有編造虛假事實或藉口獲取財物的事實要素,而盜竊須有秘密竊取的事實要素,證明前者幷不導致後者亦被證明,反之亦然。對此,英國法官霍金斯(Hawkins J.)認為:該案適用Vandercomb規則幷不能禁止後訴,但是,在該案中讓被告人接受這樣的再次起訴很難說是公正的(it is hardly fair) [16] 。從1861年Elrington規則建立以後,直到1964年的Connelly v. D.P.P.案之前,超越傳統“前已有判”規則的判例還有不少,例如Wemyss v. Hopkins案、R. v. Kendrick案等。之所以出現這一系列判例,主要是因為英國人認為傳統的“前已有判”規則還不能充分實現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價值取向。不過,整個這一演變過程呈現出相對混亂和不一致的情狀。因此,英國法院在1964年通過對Connelly v. D.P.P.案的審理,對過去的傳統規則進行了重新整理和總結,提出了現在的統一的同一罪判定標準。
    在Connelly v. D.P.P.案審理中,上訴議員德夫林(Lord Devlin)提出了一項原則,認為:禁止雙重危險規則僅在前後指控系針對同一犯罪的情況下才適用,而“這裏的‘罪’一詞包含構成犯罪的事實和使該犯罪成為某種犯罪的法律性質兩個方面。為適用該規則,必須在事實和法律兩方面都可判定為同一罪”,“所謂前後指控所依據的事實相同,不一定強調完全相同,而是實質相同即可。但對於法律上的相同而言,所謂法律性質,則是一個很確切的字眼,要麼相同,要麼不同”。顯然,按照德夫林的解釋,“康奈利原則”確認的應是一個狹窄的有限規則,強調前後指控所針對的必須是相同的罪名 [17]
    如果僅僅適用在Connelly v. D.P.P.案中所總結的這一局限於同一罪名的“前已有判”規則來提供雙重危險保護,顯然是非常不夠的。它不僅沒有英國傳統判例提供的保護充分,也比美國的Blockburger標準提供的保護範圍小,當然更遠遠小於大陸法系的“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說”等標準所界定的同一性範圍。為此,德夫林認為這一狹窄規則應該由英國法官行使禁止程式濫用的自由裁量權來加以補充 [18] 。德夫林的意見得到英國司法界和學術界多數人的贊同,幷得到1998年Beedie案的判例支持 [19] 。英國法律委員會(The Law Commission)在第156號諮詢意見書中也明確接受了其觀點 [20]
    至此,英國現代判例法採取了在同一罪和“前已有判”概念之外,適用“濫用司法程式規則”(The principle of abuse of process)以禁止重複追訴的辦法,使得禁止雙重危險規則的適用條件出現了二元化 [21] 。在雙重危險法領域適用“濫用司法程式規則”的方法是:除具備特殊情節外,控方對基於同一事實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質的一系列犯罪,本可以利用英國1915年起訴法案第三條予以合幷起訴,卻不予合幷而分割為前後兩次指控,則視為濫用司法程式,對後訴應予以禁止。
    總之,在英國,除具有特殊情節 [22] 外,只要前後指控所針對的犯罪系同一罪名的犯罪,或基於相同或相似的事實,則後一指控應予禁止。
1.2 美國同一罪標準的發展和演變
    由於美國存在聯邦和各州兩種法院體系,各州之間及各州系統與聯邦系統之間同一罪判定標準幷不統一。儘管多數州採用了與聯邦法院系統相同的標準,即“同一成分標準”(same statutory elements) [23] ,但也有許多州採用了另外的標準。如:康涅狄格、印第安娜、堪薩斯、路易士安娜等州採用了“同一證據標準”(same facts或稱same evidence);佐治亞、夏威夷和明尼蘇達等州採用了“同一行為”標準(same conduct);蒙大拿州、紐約州、俄勒岡州則採用了“同一犯罪過程”標準(same transaction);田納西和新澤西州則採用了將前述若干標準組合運用的一種混合標準(conglomeration)。有鑒於此,本文主要研究在聯邦法院系統實行的標準及其演變。
1.2.1 首先,針對同一被告的同一犯罪行為,以相同罪名分別提起前後兩次追訴,自然應屬�重複追訴,而為所有承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國家所一律禁止。這種情形是符合“同一罪”定義的典型情形。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前後指控所針對的是同一被告的同一罪名的犯罪行為,仍需要分析是否屬�“同一”犯罪行為。例如,對同一被告于不同時間、地點實施的兩次盜竊行為提出追訴,儘管指控罪名相同,但針對的不是同一犯罪行為,則不屬�同一罪;又如,被告所實施行為是在一定時間內一直處於持續狀態的行為,不能因此就認為係數個犯罪行為而任意分割為數罪加以指控,否則也構成重複追訴。例如,在1887年的In re Snow案中 [24] ,被告人與同一位婦女持續35個月非法同居。對此犯罪行為,本應作為一罪,以一項非法同居訴因提出指控,但控方卻將35個月的期間分割成三段,共提出三項指控。儘管在漫長的35個月期間也許存在被告人與該婦女不在一起的無數時間段(比如,他也許有些時候回自己家去了或出門在外),所以,分割從技術上講是可行的,但是,這本身應屬�一個“單一的”持續犯罪行為,應作為一罪處理。因此,聯邦最高法院駁回了其中兩項指控,稱“這種分割完全是任意的。按照這種邏輯,也可以按35個月的每一個月分割,提出35項指控;或者按每一周分割。按前一種分法,應處以17年半的監禁和10500美元罰款,按後一種分法,應處以74年監禁和44400美元罰款。甚至還可以分割出更小的時間間隔,處罰將更重”。為此,法院認為,對於一個具有持續過程的犯罪,不能任意分割為數罪,而應作為單一罪審理。由此判例可見,對於“非法同居”這類犯罪行為在一定時間內一直處於持續狀態的犯罪形態,即大陸法系刑法學中所稱的“繼續犯”,美國也認為其系單一罪,因而,不能任意分割為數罪指控。
    “同一罪”判定的真正難點在於:針對同一犯罪行為以不同罪名提起兩次追訴的情況。正如日本學者平場所言“於一方面兩事實有差異時,始產生同一性之問題,而於另一方面又須謂該兩事實為同一,故為解決此種不同而又同一之矛盾,則須於另外一種次元求其同一性” [25] 。對此,美國聯邦法院系統通過判例法確立和發展了自己的一系列判定標準。
    如同在其他普通法國家一樣,美國的同一罪標準也起源於英國的Vandercomb規則 [26] ,不過,美國人對其進行了改進,經過一系列判例的演變,其間也經歷過一些反復,最終確立了Blockburger標準。正如前文所述,筆者認為這一標準實質上是將英國的In Peril標準、Vandercomb標準和Elrington標準加以綜合形成的。在這一演變過程中,美國聯邦法院系統採用過下列一些標準:
    在1889年的In re Nielsen案 [27] 中,前訴以非法同居罪名指控,後訴以通姦罪名指控,法院認定後訴通姦指控的實質部分仍是由非法同居構成的,因而應禁止後訴。此案運用了“犯罪實質標準”(“essence of the offense”test)。按此標準,如果兩罪所導致的實質損害相同,則為同一罪 [28] 。1911年的Gavieres v. United States案 [29] 則運用了“同一證據標準”(same evidence test),按此標準,如果在前訴中證明所指控罪名成立的證據,系證明後訴所指控犯罪的要素之一成立的唯一證據集,則此二訴屬�對同一罪的追訴,對後訴應予以禁止。在1932年的Blockburger v. United States案 [30] 中,聯邦最高法院開始運用“同一成分標準”(same statutory elements),也就是現行的Blockburger標準。這一標準在1977年Brown v. Ohio案 [31] 中再次得到最高法院的確認,幷被正式適用於“連續指控”情境 [32] 。但是,在1990年的Grady v. Corbin案 [33] 中,最高法院推翻了Brown v. Ohio案的判例,認為Blockburger標準僅適用於“一次追訴/多重處罰”情境,對於“連續指控”情境則應適用Blockburger 加上“同一行為標準”(same conduct)的“雙層次標準” [34] 。然而,這一Grady標準在3年後又被United States v. Dixon案 [35] 推翻,最高法院重新恢復了Brown v. Ohio案的判例效力。
    可見,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目前所適用的標準仍然是Blockburger標準。這一標準統一適用於“一次追訴/多重處罰”和“連續指控”兩種禁止雙重危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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