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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的位置:主页- 学术交流 - 学术沙龙 - 2012年10月30日 第二次学术沙龙
 
 

2012年10月30日 第二次学术沙龙

时间:2016-08-02 02:43:00

 

讨论主题:调和论和旧道德
 
 
 
 
张培田: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调和论,即我们对待旧传统和对待全新改变的世界的方式。
   我们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得到的结论恰好把中间的小前提拿来应对适应世界发展的问题,这样就成了新旧调和论并一直存在下去,现在也是这样。这里的逻辑误区在于:应对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应不应当把发扬优良传统作为唯一的选择。这个逻辑就发展成为调和论,这是错误的。要搞清楚逻辑,才能理性思辨。所以,调和论的结果是对先进文明的阻碍。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一个思维上主旋律、主基调,即由邓小平先生确定的,其富含哲理,是我们民族真正觉悟的体现,随着时间推移,这点会越来越被每一个中华子孙所感受,即“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是建立在“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每个人如果从理性适用注意来考虑,从战略角度、可持续的,而不是从战术、急功近利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这个民族会更睿智,而睿智的结果将是事半功倍。这是最大的问题。短短的三十多年,我们已经取得收获,取得巨大进步,尽管道路非常曲折、不容易,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和阻碍,但是只要坚持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这已经得到实践检验。我们现在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在走向富裕,国家走向强大,这是一点。这是将来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在对中西、传统和近代文明的问题上,我们民族总是会陷入这样的逻辑错误,这一点陈独秀先生已经意识到了,只不过他没有从逻辑上再深入讨论,没有深入认识到小前提错了,所以推导出的结论也是错的。
再申明一点,我们的传统中有非常优秀的东西。但是其中有两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那么多优秀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固定下来,而被整个社会所扭曲?二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近现代化的道路上,并没有被发扬光大,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调和上,一经调和就大大的打折扣;社会进步,我们民族的思想就大大地打折扣了。所以像陈独秀先生说的,十块钱一经调和就变成了五块钱,甚至两块五,价值大大打折扣。
因此,调和论是起阻碍作用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陈独秀先生认为,在调和论当中,我们本来是应该拿优良的传统来讨论的,但是实际上却把优良和传统分开了,凡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的东西,难道就都应该保留下来吗?因此,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优良的传统,却不能自己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甚至,久久不能转身呢?有个典型的例子,日本是1853年下关炮击签的条约,到1868年明治维新,一共花了15年转型。而我国是1840年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1895年才真正开始要转身,花了50多年,期间还不是一帆风顺。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被否认了。只不过这个差别是,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所以慈禧太后不得不被当时的列强逼着改了法律。统治阶层并不是主动的,而且这段时间各个阶层都做出了反应。1853年农民阶层最直接、最快地对变革做出了大规模的反应,但是结果是比封建还要糟糕。以洪秀全为代表,提出了很好的纲领,但最后结果却更坏。然后,社会基层以农民为代表,当国家的政府不能对抗的时候,农民以质朴的爱国保家的热情冲了上来,没有先进的武器,就以传统的中国功夫抵挡外国的重型机枪。(德国驻华公使的日记、法国驻华公使的日记)我们的民族真的要警醒。知识分子在几十年之后,开始提出要法治救国,所以发动了戊戌变法,但是很快夭折了;所以又分了两股,一股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认为一定要彻底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是很了不起的,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最后他叹息道:我们这个民族不是知难行易,而恰好是知易行难。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先生才应运而生。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传统中的旧道德。陈独秀先生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当遇到生存危机的时候,调和论是起阻碍作用的,是不好的东西。以袁世凯来说,即是调和的结果。所以传统腐朽的东西,最能起阻碍作用的就是旧道德。对于旧道德,陈独秀先生说: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又涉及到我们的民族,其实我们的民族对于旧的有阻碍的东西、旧道德一直都在强调,与其守旧不如维新,这是我们民族经验的总结,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尚书》里面就有了。是否都要亦步亦趋,经验主义,不想创新,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旧道德是堕落、腐败的东西,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民族仍会犯错误。
   所以意义在于,这两点对于我们今后都有帮助,这既是学术问题,也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同时,我们是法律人,这中间蕴含着重要的、实实在在的法理,不是教科书中所讲的法理。那么,我们要怎么对待传统的旧道德?陈独秀先生说:旧道德是我们救世所不能满足的了,所以如果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旧道德好处在于勤俭,但是旧道德中的糟粕如忠、孝、贞洁,再上升到礼教、人性的养成,起的是阻碍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上,旧道德对我们整个民族所起的作用就像章士钊先生所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不对旧道德加以批判,不能抛弃腐朽的东西,不能解决去适应适者生存,民族的思想不真正彻底的解放,恐怕还会有更多的阻力,还会事倍功半。
   所以,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有极大的现实启迪。尽管我们的执政党、优秀的民族的智囊团都意识到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但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往往会改头换面,形成一种阻碍。这是最大的问题。陈独秀先生所说的问题仍然存在,仍然很严重,但是有一点要肯定,我们的时代有质的不同,至少我们的执政党是真正的睿智和理性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提倡旧道德的复兴来实现民族的现代化,而且经过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理论,我们终于开始走科学发展道路。但是不能小看传统的调和论,这种调和论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它仍会是最大的思维阻碍。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各位同学想法如何?
 
黄光宇:
   我简单谈一下。我觉得调和论强调在民族转型期间,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在传统的封建伦理的帝制向近代政治文明的转变过程中,有各种思想的较量。这种思想的碰撞上,针对西方近现代文明所提倡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比较强烈。体现在:一方面,传统上有优良的东西,在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应加以发扬,就可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在具体的举措上,我们恰恰忘记了,这些传统的东西哪些值得我们发扬,如何发扬?这是我们欠缺的。但是我们传统的固守的观念认为,这些传统的优良的东西,没有放眼在新的政治文明的背景下思考,譬如说西方理性实用的观念上,我们的平等、自由的观念比较欠缺,就以我们传统固有的所谓优良传统抵抗西方近现代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在转型期,这种调和论就是夸大传统的东西,忽略近现代文明的、西方的价值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抵制妨碍了新的观念的渗入,这是我们民族的心理,我们对传统文化固守的概念比较强烈,而对西方的普世性的文明有种天然的敌视和抵触。另一方面,作为我们传统的东西,有优良的方面,也有陈独秀先生谈到的所谓“恶德”,这点他说的很好。传统的忠孝从本意上来讲,它的价值很大,但是引申到国家治理上,它确实存在巨大的落后性,和近现代的政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我们作为法律人或者更高层次的为国执政,从强调传统的恶习、封建礼教的方面发展的话,会极大阻碍我们思想观念上的提升。也就是说,民族的灵魂依然是传统的,没有适应近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是西方经过几个世界的发展的来的,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比如民主、自由,是人类天生就有的,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这些意识,而固守以往的纲常礼教、农耕文明的时代具有的优良传统,可能在制 度选择的偏向上时有问题的。我觉得,传统的农耕时代形成的习惯,固然有它们合理的一方面,而在近现代文明,特别是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新的文明条件下,传统的某些内容需要更大的革新来适应新的历史背景,像袁世凯的尊孔复古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的思想基本上在上层形成了共识,新文化运动也是上层精英如陈独秀、胡适对传统文化是相当了解的,在西方留学中又对西方近现代的政治文明有了深刻了解,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恶习,才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调和论和旧道德有深刻的感触,而且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深思。 这是我的观点。
 
孙庆帅:
   关于调和论,我简要谈一下我的想法。调和论,意指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而在思想层面上则是旧的好,一再强调传统的东西是好得多,不能废除传统,这样就与维护旧道德的论调实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张之洞等人所提出“中体西用”思想。这种调和论的思想在我们当下的法治实践中是否仍然适用,是值得思考的。本土资源派指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法制资源,如果没有这种资源的介入,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它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可是结合我们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来说,我们为法制现代所能贡献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按法律部门来说,14门部门法,我们这门学科既不能为三国法这样的领域提供太多的借鉴,在民商法等领域其资源的借鉴也是很有限的,中国法制史以刑为重,但我们历史上的刑法资源,在当下,也是与现今法治中的刑法价值观不太相符的,也就在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些许对中国法治现代化所能借鉴的资源,例如仁的思想,复审制度,德化教育等,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法制资源、我们的法制史能否为现今的法治现代化提供太多的资源上的借鉴是值得思考的。既然调和论是错误的,本土资源的借鉴是值得思考的,那在当下的法治现代化中全面的法律移植理论是否就是正确的呢,也是值得考虑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具体该以何种路径实现,我也不得而知。这仅仅是刚才说到调和论时我的一些想法,谢谢!
 
蔡全义:
   我说一下我的感想。陈独秀先生这篇文章批了两个问题,即调和论和旧道德。新与旧、古今与中外的杂糅、争斗一直存在。我现在讲几个观点:一是优秀的传统并不能阻止新的文明,传统有优秀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由阻止新的文明。它们事实上是可以共存的,可以吸收融合,但这并不是调和论。调和论本质上总是把新的东西打折扣,用旧的抵消新的。而共存是从就传统中分析出真正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文明共存。张之洞讲“中体西用”,我觉得模仿他的话,这个问题实质上用四个字概括为“新体旧用”。就是说,在逻辑上和战略上重构,就是用新的思维框架把旧的东西作为材料放进来。另外一个是,对西方文明的错误认识。西方文明不止是属于西方,只是发源于西方,它具有高度抽象的普世性。这种文明是从西方向东方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每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新的内容,就像文化中的次级扩散。例如民主、法治、民主这些词语是源于西方的,但是现在这是每个国家都有的。要实现“新体旧用”这种思维的转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性,包括民众、媒体和官方的理性。这种理性是需要培养的。最后是批判旧道德,旧道德是从哪里来?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强,怎么办?需要通过不断地参与民主实践来培养民主意识、民主观念,需要真正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来提炼、引导。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达到三个方面的平衡,即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和人数权利的平衡,这是我国历史的总结。在平衡的过程中,在实践中培养民主观念,发展新的道德。

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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